Torsten Jurell | Calling The Lower World! (Chinese)... |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,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, “##”#######################——#“##—##—##”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, ###############thupelo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,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“###############”######“###”###“###############”####“##—##

Calling The Lower World! (Chinese)...

“我带来的；我将带走”

在去卡拉克斯机场的途中，我听着新闻，了解到科学家在地表下面深处发现了一个细菌群落。这些细菌显然已经在那里万古长存了——我们却全然不知。我不知道科学家们是怎样推理的，但我推断当那些细菌向地下深处挺进时，它们坚信会找到些什么。但是它们知道自己将要找到什么吗？

我也曾四处搜寻，坚信自己会找到些什么。有一次我在开普敦参加了一个研讨会。那是1996年秋天。这个会议名为“Thupelo 研讨会”。“Thupelo”是梭托语的一个词，意为“用例证来教学”。会议的基本计划是汇集一组艺术家——大多是南非当地人，而其他来自临近国家，还有一两个来自远方，比如我。我们一起工作，分享各自的经历。

十年后，在最具瑞典特色的达拉那省的奥尔萨市，我参加了“雕木 ”研讨会，与八位中国艺术家和八位瑞典艺术家共同工作了两周。我再次发现自己是多么适合与人并肩进行开放性、密切而又高强度的工作，就如大家通常在研讨会中所做的一样。我用双手创造了一个貌如蟑螂的形象，一名骑在驴子上的形象与一个播放着“恰如那样”的扩音塔缮

第二年夏天，我在北京租了一个工作室，继续创作扩音塔的那个主题，这一次是用中国墨汁着色。一整群“加来女孩”在扩音器的雕塑周围油然而生。我艾伦镇的艺术家朋友格雷戈里·寇斯给扩音塔起名叫“信息”。“信息”，单是这个名称就激发了我无限的想法。

那个秋天，事情有了不同的转机。也许对别人这并不意味着什么，但对我却不同—— “老鼠—女孩—魔鬼”出现在我眼前。机会在我们的一生起着一定的作用。我看见一个男人在一个小台子上卖凿子，台上有一小块木头。那是在 Izmailovsky公园，莫斯科的一个诺大市场。我在那里搜寻着一个合适的水龙头，来替换从“运水者”（我的雕塑之一，正好是开普敦 “Thupelo”研讨会的一个作品）中被偷的那个。说实话，那个台子也就是一张铺着粗布的桌子，但摆在上面的工具却很奇妙——而且都是那男人自己做的。在这些工具的旁边，就放着那块非凡的小木头：来自于哈萨克的胡桃木。也许是一块树根，也许是某段树枝的一节。我买下了它，但一直把它丢在一旁，直到一年多后才开始给它派上用场。那已经是我从中国回来一段时间后了。

我的最初想法是给一个小小的女人像做一个中国发型，如同我有一次在琉璃厂所见的一个木偶的一样。不过那个木偶也许是在地铁上、或另一个雕塑上看到的。我把女孩面部特别而又奇妙的阴影，归功于我相对而言对木头较少的兴趣。我仅仅把它当作是创作的中介，如果木质颗粒有细微的颜色变化，我也顺其自然不加改动。在我看来，她是全新的、神秘的——还有点吓人。一个“老鼠—女孩—魔鬼”。

2007年11月末。我的“老鼠——女孩——魔鬼”才几天大，在最后一分钟，我才有了冲动，将她并入我已经打包进箱子的其它东西。

Thupelo国际城市研讨会，2007年，开普敦。这是我的第三次研讨会。离第一次已经12年了。一天早上，吉尔·川普乐，Thupelo研讨会的发起者之一，给我带来她借给我的一塑料袋的木偶和巫毒娃娃。她很清楚正发生着什么。要阐明研讨会“我带来的；我将带走”的工作模式，没有比这更好的途径了。

在我与另外五位艺术家共享的工作室的一角，我已经铺开了草稿、部件和略图，有的是挂着，有的站着，有的只是堆着。这也是我选择来表现自己工作的首要方法。我的“老鼠—女孩—魔鬼”和其它巫毒娃娃一起，站在那里注视着我。“我带来的；我将带走”。

“信息”的不同版本、一位中国僧侣（或只是个中国演员？）——与“老鼠—女孩—魔鬼”一道，就是我试验的道具和角色了。但我不能那样称呼她。那么她到底是什么呢？我用纸、瓷釉、修正液和虫漆创作了一幅拼贴画。我的整个工作方式改变了，可以说，溶解了。或者说，我是否逐渐弄清我创作过程中的其它可能性了呢？

回到我斯德哥尔摩的工作室，来自Thupelo研讨会的未完成作品开辟了新的领地，为我照亮了新的路径。我涂抹着、缝补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
在去卡拉克斯的车上，随着有关细菌的报道渐入尾声，记者以“这就是今天来自地底世界的好消息”结束了报导。“对了，”我想，“就是它了！来自地底世界的喜讯。”当然了！“老鼠—女孩—魔鬼”就是来自地底世界的信使。

2008年春天，我在斯德哥尔摩计划举行三场展览。我的想法是以“消息”（1、2、3）来称呼它们。突然间，其中的一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方向。对于在HŠlsingegatan的“消息1”展览，我安排了两个装置艺术作品：“地底世界的喜讯！”

现在，我在北京筹备有关这个主题的工作，该工作将会是大规模而且包含混合作品。最初的成果将会是一场工作室展览——一个试验性的开始。我有一些图片片段可以使用：蟑螂女孩、信使、中国僧侣/演员，还有扩音塔、消息。“我带来的；我将带走”
我写这些的时候，北京奥运会正在最后的准备过程中。警察已经在我居住的村周围设置了路障，检查进出车辆。

消息和控制。

还有，最近有来自瑞典的新闻，报道说瑞典国会已经投票支持一项旨在监视居民私生活的法规。瑞典的国防无线电组织（FRA）将获权监视所有跨国邮件和电话，无论是入境或出境。小时候，电话另一端传来的声音有点模糊不清。那就像电话里还有另一个世界似的。有时几乎像是人们在对别人喊叫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另一些人确实存在，听着我们的谈话，而我们却不能听到他们。

消息和控制——但也是个“地底世界”。

我思考着搜索那些细菌的科学家们是如何想的。同时，也思考着，当我试着使用，试着理解周围的各种片段，并把它们排列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，自己怎样思考。

我目前在北京黄花工作室的展览，并非旅途的终点，也不是完成了的工作，而是“地底世界的喜讯”项目的开始。最初，我打算称这个展览为“地底世界的时事通讯”。但是，这样或多或少破坏了题目中最好部分的效果——换句话说，最终的目的。但这是我对“地底世界”的召唤。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吗：“问题答案，如出一辙”。

2008年7月1日北京
涛斯顿·居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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